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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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区协商式社区治理经验——进行中的社区营造

2017-11-20 19:5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77| 评论: 0

摘要: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受上海研究院支持进驻嘉定区从事调研,在信义公益基金会支持下开展协商式社区治理的实验,并以社区自组织的理论架构和社区内政社协商平台的发展情况观察嘉定区的社会建设工作 ...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受上海研究院支持进驻嘉定区从事调研,在信义公益基金会支持下开展协商式社区治理的实验,并以社区自组织的理论架构和社区内政社协商平台的发展情况观察嘉定区的社会建设工作,提出工作报告和建议。

协商式社区治理就是以社区内协商式民主的方式促成社区多元治理,旨在培育出能够自我「造血」的多种多样社区组织,以从事社区内养老、育幼、青少年心理辅导,家庭婚姻谘商、健康、环保等社区福利事项,甚至于公共资源善用及社区经济发展等工作,改变这类事项都是由政府或外界「输血」,并由基层政府或社会组织承担的情况。多元协商平台有由上而下的基层政府力量,有平行移入的社会组织力量,也有由下而上的社区自组织力量,但后者需要培育才能茁壮,并非放任不管,自发就能产生,因此协商式社区治理需要一个培育社区自组织的过程。

(一)基本情况 

1、嘉定区

嘉定区是上海西北部,1950年代起,嘉定被命名为"上海科学卫星城",一直作为上海市的工业区部分。从2000年左右,随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嘉定区人口迅速增长,社会管理任务加重,区政府便在2000年成立了地区管理办公室,来负责社会建设和管理工作,这在全国的社会建设工作来看,也是比较超前。多年来的社会建设工作开展,使嘉定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2009年开始,嘉定区总结基层经验,在全区开展了睦邻点的建设活动,并在2013年将其升级为睦邻节的活动,以吸引更多的人群参与进来,至今已举办三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在全区群众和社区工作者中都有良好的反响。为了更好的推动社会建设,探索协商式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嘉定区选择了三个社区开展社区试验,以期获得更为完整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三个社区便是希望社区、福蕴社区、信义嘉庭社区。

2、希望社区

希望社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于20131118日,隶属于嘉定新城管委会、嘉定区马陆镇人民政府,位于嘉定新城核心区西南部,管辖总面积3.02平方公里。下辖秋霞坊、瑅香公馆、合景领峰华庭、龙湖丽城、中信泰富又一城、常发豪庭国际、嘉宝联友等7个小区,部分已开始筹建居委会总建筑户数约7000户,预计未来人口数将达2.1万人。小区建成不久,目前的入住率还并不高,小区内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多数是在上海市区内工作,同时有老人为子女照顾孙子孙女而从老家过来,因此人员构成较为多元。

3、福蕴社区

福蕴社区地处嘉定工业区南片,是一个拥有3022户住户的大型社区。辖区范围内包括南苑四村、南苑八村、南苑九村、南苑十村、右岸嘉园五个小区。南苑四村、南苑八村、南苑九村、南苑十村四个小区是在2000年,工业区范围内的征地拆迁后还建形成的小区,因此小区历史并不算长,从乡村农民转化成城镇居民不长。右岸嘉园小区是在2009年建成的新式小区,买房者多是嘉定城区和上海市区的人

4、信义嘉庭

信义嘉庭位于嘉定新城(马陆镇),是信义置业开发的一个新式小区,小区房屋正在建设中。作为嘉定区的社区营造的新试验,信义嘉庭在小区建设中,业主还未入住的情况下,便开展了社区营造的工作,信义公益基金会在台湾从事社区营造的培训与推广已历十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信义公益基金会社造组进驻社区以后,陆陆续续开展了15次活动,活动种类主要分为走出去针对外部的社区活动,信义社造体验中心作为一个交流平台的活动开展,另一部分是对内的业主主题活动,活动形式多样。信义嘉庭成为在国内第一个新建小区社区营造的实验范例。

(二)协商式社区治理

1、自组织的过程

自组织的第一步就是要问是什么样的关系使得一群人越聚越密。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中,自组织能否发生的关键不仅在于社区自身是否拥有基本的社会资本存量,也在于“是否存在一个或若干个民间领袖或精英”,这类精英“出于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承担起带头人或主持人的角色,社区能人能够有效地影响到社区内其它成员的态度和行为。能人现象不是中国独有,OliverMarwell就在研究中指出,其实任何一个小团体的长期合作行为的产生都会有一个关键群体,普通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对影响较小,更重要的是关键群体与被其动员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情况,当关键群体位于社会关系网的中心位置时,便更容易通过私人关系影响其它组织成员加入到集体行动中来。“能人现象”证实了费孝通所说的个人中心差序格局人脉网,能人一定是在自己的人脉网中开始动员,动员过程经常就是一个能人带动了一群小能人,小能人又动员自己的人脉网,一个团体就在这样滚雪球的过程中慢慢扩张,逐渐成形。

此外,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如何以社会认同为基础进行自组织的动员,亦是自组织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圈子现象特别发达,不是说西方没有,只是中国在这方面卓有特色。费孝通提出中国人关系结构是差序格局的,而西方则是团体格局的,中国人的自组织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人脉网,而这个人脉网的运作十分强调“动员”。东西方的动员机制差别很大,西方的动员一般是从性别的、阶级的、年龄的、社会地位的团体中寻找认同感;而传统中国却不同,宗族、乡亲、地缘性商帮等等都可以成为自组织动员的认同基础,此外中国人的社会认同是可以创造的,甚至连宗族都可以是自造的,进而以创造性认同为基础进行自组织的动员。

在上述架构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社区的外围环境也被包括进来,尤其是制度环境及政治环境。一方面外在的制度会决定社区自治理中的宪法规则,外在的规范也会形塑自组织内部的规范,使之趋同于社会普遍的要求,以取得合法性。另外,党组织深入社群造成了垂直权威与社会关系逻辑的重叠,外在政治权力也在基层组织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社区体制内精英的政治身份有利于取得政府在资源再分配中的“照顾”,自组织可以通过政治精英的中介作用从上级政府或其它社会组织那里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外部援助。但是,外部体制赋予社区领导者的权力资源既可能促成自组织的起步与维持,也可能对社区自组织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障碍。

监督机制也是自组织治理的重要一环。自组织治理主要是参与人达成共识后,根据其已有的信息自行设计资源利用与管理的制度规则。已有的监督和制裁往往过于依赖外部强制,却忽略了组织内社会资本所发挥的监督作用,因此,构建基于自组织的监督机制以及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监督与制裁的有效执行也是自组织治理研究的一部分。

协商式社区治理便是通过社区营造的手段,让社区内的居民通过自组织的方式连接起来,能够对社区中的公共事务形成参与、议事的能力,逐渐形成自治理的方式。在此基础上,社区内的自组织通过更规范的能力建设,参与到与政府关于公共事务的协商过程中,形成良好的政社协商的机制和平台,从而形成有效多元治理的机制。

社区自组织不是凭空自发就能产生的,需要在地政府与外界力量合作加以培育才能成长,本研究团队调研嘉定区政府过去的一些作为,以协商式社区治理的观点加以分析,可以看到其过去的成果,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的意义,以及对未来工作的改善建议。

2、嘉定区社区自组织发展情况

1)希望社区自组织

由于嘉定新城(马陆镇)推行了镇管社区改革,希望社区成为街镇和居委会之间的新层级,辖区内社团组织的发展情况也较特殊,很多活动是由希望社区来办,尤其是经费上,居委会很难给社团组织支持,而只有场地的支持。而更多的活动是由希望社区来主办,他们有更多的经费、场地等资源。这样,社区中的很多自组织的团队都是跨居委会的,社区进行管理时便不能依赖居委会,而是主要管理各个队伍的负责人。每支队伍都会由三五个这样的核心人员,由他们来商量每支队伍的建设、发展,在年初时编列本年度队伍的发展计划、预算等,上报希望社区。社区根据本年度的自身的发展重点(如今年的重点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便有很多庆祝活动,红歌成为重点),来重点扶持几支相合的队伍,在经费上给予倾斜,而其他拨款会少一些。除与发展重点有关,拨款还与该社团的上年表现有关,如团队内、团队间是否和谐(是否发生争抢场地的纠纷,如有此类事件,两个团队都被扣分)、演出得奖情况等。

因此从社会组织的支持上也可知,居委会的能力也大大减弱,很多能力被社区一层吸纳,其独立性被大大削弱。这样最基层的块块被上移了一层。只是原有的居委会的层面,小区内人口规模适中,还可形成人员的熟识,而在大的社区层面则必然分割中不同的小团体。

社区利用公共经费为他们购置的设备、服装等都被看做社区中的公共资源,所有团队都可以使用,不得有人将其私自带回家中,占位己有,相关财务的使用都形成了明文规定。曾有人提出带回家,被居委会的人严词拒绝。但有排练频度高,可暂时拿到家里,但如有人要用,则随时取回。但团队内的所得可以自由支配使用,如团队演出所获奖金,可以充作团队公用基金,也可均分给团队个人,有不少团队是将其作为公用基金,在以后自己组织活动或座谈时,可用其购置一些简单用品,而不必向上申请经费。

希望社区的团队发展初期中立起了较高的标准,标准既然竖起来,后面实施中反而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理解,更加容易形成共识,团队的建设反而更加容易。

2)福蕴社区自组织

福蕴社区中存在很多自组织的队伍,从目前来看更多是文娱类的,如广场舞、扁鼓队等等。这些队伍都是根据自身的爱好而在小区内组织起来,他们如果需要场地,都是与居委会协调,借用小区内的公共场地。需要参加演出时,居委会还会拨给一部分资金,让他们来购买道具、服装,这些便构成他们的公共财产。在年终联欢时,这些队伍多会参加,为小区居民表演一些节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右岸嘉园的扁鼓队。扁鼓队的负责人是王雪芳,她之前便组织过小区内的舞蹈队,后来没有维持下去。社区书记后来让她组织起一支腰鼓队队,她说说腰鼓现在不流行了,不如搞扁鼓队。于是队伍便开始组建,现在有6个男的,10个女的,本来还有2个,后因参加别的舞蹈队便退出了。现在队中有14台鼓,他们马上就要参加工业区的一个比赛,福蕴社区为他们准备了道具,购置了衣服,一套衣服100元,一个鼓200元。社区的这次支持是她从社区获得的第一次支持,之前社区对她组织的活动都没有这种物质支持。

(三)协商式社区治理实务工作进展

协商式社区治理要求自组织的发展,而自组织的发展要求各类活动的顺利开展,才能获得高度发展,而后才有协商式社区治理的成熟。

1、社区资源与需求调查

嘉定社区营造活动的开展,首先进行了社区资源调查和社区需求调查。由于社区的需求实际上是社区居民的需求,我们将居民的需求分为两种。

    第一,社区内所有居民所面对的共同需求。这一类需求通常是社区居民所面临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如社区治安、社区道路、环境保护等。通过对社区居委会干部、普通居民的访谈、社区内的实地观察,调查团队将能掌握社区内居民的共同需求的状况以及不同需求的迫切程度。

    第二,不同群体所面临的特殊需求。社区居民总是由不同的人员构成,调查团队将从居民的年龄构成、家庭形态、经济收入形态、人口来源构成等方面来调查。不同的人口构成状况将有不同的需求结构,如老年人占比较高的社区将有较高的养老服务的需求,双职工的年轻家庭则有幼儿托管照料的需求。不同的收入层次也会有不同的消费结构和生活方式,对社区生活的需求结构也有很大差异。如果外地人口较多,则可能会有本地人与外地人的融合问题。

社区资源调查则以社区内自组织现有情况为主,主要调查长期存在、至今仍在运作的社区组织,它们的负责人,以及社区中有意愿、有能力挑起公共事务的能人,还有热心参予的志愿者,他们是发动社区自组织的最重要的资源。

    201510月、11月,清华大学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围绕着资源调查和需求调查的任务以及嘉定区三个社区政社协商发展情况,深入基层开展了调查,这些调查的成果将作为社区营造下一步的活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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